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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者的崎岖人生：明明是个男孩子，为什么要蹲着上厕所？

　　近日，联合国妇女署与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反家庭暴力法实施20个月监测报告》，报告对反家暴法落地后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监测和分析，并呼吁关注针对跨性别人士的家庭暴力。的确，由于长期以来的污名化与边缘化，跨性别人士常常面临着社会歧视、家庭暴力、认同缺失等困境。

　　撰文 │?王彦入（凤凰WEEKLY）

　　编辑 │?李克难（凤凰WEEKLY）

　　秦旭东（腾讯新闻）

　　他洗澡换衣时，绝不照镜子；平时为了不进女厕，他可以憋超过12小时的尿；“生理期时胸部肿胀，就用刀去割乳房，而且要用最脏最锈的刀，这样也许能造成感染溃烂，让医生不得不帮我割掉它。”面对台湾《镜周刊》的采访，身体为女性却有一个男性灵魂的谢海盟直言不讳。刀最终划下去了，但因为太痛，没有成功。（为尊重其意愿，文中跨性别者第三人称均以其心理性别为准）

　　作为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之一，台湾青年作家谢海盟一直为媒体所青睐。父亲唐诺、母亲朱天心的文学世家光环，更是一直笼罩头顶。但他的性别身份却是一个缠绕他一生的问题。

　　出版第一本书《行云纪》时，谢海盟在自我介绍里公开了“女同志”的身份。待第二本书《舒兰河上》付印，他改口“跨性别者”。

　　“以前是藏在女同志群里，现在出柜啦。”他向《镜周刊》吐露，“会写‘女同志’，是家人给的建议，一来是误会，二来是担忧，若‘同志’是少数，‘跨性别者’就是极少数。”

　　他继续说明：“跨性别者跟同志完全两回事。如果我喜欢男生，我跨性别出去，就是跨性别男同志。但我不是，我是跨性别异性恋，我是男生、喜欢女生。”

　　狭义地理解，跨性别，是指一个人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出生时的指派性别，相信自己属于另一种性别。即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的不一致。医学界曾使用“性别认同障碍”、现改为“性别不安”这一名词来将其解释成为一种心理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心理反应。

　　由于长期以来的污名化与边缘化，他们常常面临着社会歧视、家庭暴力、认同缺失等困境，性别“越轨者”能见度非常之低，被迫深藏于暗柜之中，能成功性别重置者少之又少。

　　关于中国跨性别人群的数量，目前尚无一份权威统计。

　　如何看待非二元性别？美国先锋性别理论家与实践家凯特·伯恩斯坦在其著作《性别是条毛毛虫》中写道：曾经，有人站在文化的沙滩上画了一条线，并且用自命不凡的口吻宣称：“在这一边，你就是男人；在那一边，你就是女人。”是时候让改革之风吹散这条线了。

　　“我厌恶自己的身体”

　　虽生为女儿身，但自打有意识起，小白就觉得“我是男生”。他坚信，自己灵魂装错了身体。每次被叫小姑娘，小白都强忍难受，心里第一反应是，“谁是女的，你才是女的。”

　　上厕所时，他总会反复考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蹲着上？”他说，“很小的时候，就有想要站着上厕所的那种欲望。”

　　他厌恶留长发、穿裙子，与男生打成一片。高中时，学校举办合唱比赛，因需统一服装，租赁裙子，他便佯装抱病，临时退赛了。

　　小白心中一直有个未了的夙愿，他认为自己欠缺一个作为男生的童年，“小时候，我喜欢车、枪，但不好意思跟父母说。父母会给买裙子、洋娃娃，但我并不想接受。”

　　回顾过去的27年，小白一直在与自己错位的身体搏斗。青春期阶段，女性特征越发明显，胸部发育，来了月经，小白焦虑不已。“很烦，我很讨厌胸，讨厌月经。”他搞不明白，“我明明是个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整个高中时期，他没有穿过母亲购买的文胸，工字背心是他当时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直至大学，他知道了束胸。

　　一方面，束胸能帮助小白隐去令他生厌的女性特征，但代价是，“夏天穿，会勒得喘不过气。”甚至影响进食。

　　2016年5月，深思熟虑后，小白开始注射激素。效果很好，他立马变声停经。掩饰不住的浑厚嗓音，让他做出了向父母宣布出柜的决定。

　　不是每个人都如小白一般，能在生命初始便意识到自己性别身份的底色。有的跨性别者，“第一，TA不一定知道；第二，TA可能不需要知道；第三，TA不一定以你知道的方式知道。”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项目官员、《性别是条毛毛虫》译者廖爱晚解释道。

　　但有一点不会变，一个人要意识到自己不同，总是在对比发生的时候。性别要跨越，总是在性别边界被凸显的时候。比如，一个习惯裙装打扮的生理男性，有一天，突然被告知，不准穿裙子，不准留长发。这些“不准”的出现，会让TA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以前TA都是自然而然的，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做这些事。当性别规范出现时，跨性别者就会意识到自己是跨性别了，当然，TA可能不是用的跨性别这个概念。”廖爱晚说。

　　逾越性别规范，碰壁、受挫，指派性别为男的超小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探清了自己的性别谜底。

　　见到超小米，是在TA位于鼓楼西大街的服饰店里。这位因参加《奇葩说》而广受关注的跨性别者，是这家小店的店主。

　　超小米将自己定义为“流性人”，即流动性别者。“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那样，我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人。”TA享受非单一性别在自己身上的冲突感，男女特征在TA身上平和相处、相互糅合，TA喜欢穿裙子，但依然留有青色胡茬；TA举止阴柔，但嗓音依旧温厚低沉。

　　从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一致的学理概念以及当事人的自我认同看，超小米是一名跨性别者。

　　超小米，2016年参加《奇葩来了》让TA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受访者供图）

　　TA留过耳短发，身高一米六八，脚踩一双鞋跟5厘米的镶钻银色高跟鞋，在一袭紫色旗袍的衬托下，腰身线条显得恰到好处。

　　与超小米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否认TA的端庄与优雅。TA左手手腕戴一玉镯，指甲修剪整齐，桃红色的指甲油，衬出手的纤细。因为待客，TA特意涂抹了鲜艳的口红，以掩盖前晚熬夜拍摄略显憔悴的肤色。

　　TA曾经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同性恋。举止虽阴柔，但着装上，依然是偏中性的男生打扮。直到25岁那年。

　　TA喜欢上男同圈子里的一个男生，两人相处一段时间，皆有好感。直至某天，男生提出，如果超小米能剪成短发、寸头，俩人便可以正式交往。

　　这样一个看似无意的要求，彻底刺激了超小米，“男同性恋圈子，喜欢有男性器官、男性气质的人。就像那个男孩儿，他会觉得，一定得短发、寸头，才更偏男人，他才能有性欲。而你可能是长着男性器官的女人。” 那一刻，超小米意识到，自己并非同性恋，性别在TA身上，是流动的。

　　“二十几年的抑郁，在那一刻，就炸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出改变，不然，我可能就疯了，抑郁了。”转身，超小米直奔王府井，在商场里购买了一双40码的黑色高跟鞋。第一次穿上，尽管不合脚，磨得脚后跟都是血，TA依然强压着不适感，穿着那双鞋，走到了日光下。

　　恰逢下班高峰期，超小米踩着高跟鞋，昂首挺胸却又摇摇晃晃地路过一排排非议的眼光。“刚好碰到一些建筑工人，他们用各地杂杂的方言，对我指手画脚，‘你看那个人，不男不女的。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街边的说三道四潮水般涌来，超小米却很满足。“我真是开心得不得了”，TA重复了两遍，语气里透露着兴奋，“我就觉得，我终于，没有做手术，也没有怎么样，就用这样一个性别表达，在几公分的高度里，释放了自己，证明了我和你们是有区别的，除了身份证性别一栏一样，其他都不同。”

　　就是那一天，那双不合脚的高跟鞋，让TA确认了自己跨性别的身份。

　　各种家暴甚至包括谋杀

　　出柜前，小白精心准备了一番。他写了一封两千字左右的电子邮件，交代了自己过往二十几年的心路历程，迫切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诉求，以及希望父母明白的跨性别基础知识。文毕，他将邮件分别发送给了远在新疆的父母。

　　父亲的反应是激烈的。邮件送达不久，一通电话打来，“你是要把我们家毁了吗？不要我活了吗？”隔着冷冰冰的手机屏幕，小白也能感受到千里之外父亲的沮丧与失望。“你以前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嘛，现在怎么这样？”

　　父亲的失落迅速从电话那头蔓延开来，每一句责备，都似一把无形的刺刀，扎得小白伤痕累累。事实上，众多跨性别者都遭遇过类似的、来自于原生家庭的阻力。

　　楠本和也不例外。2013年冬天，在一次普通出行中，楠本和向母亲坦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那天，母亲开着车，楠本和坐在副驾驶。闲聊中，母亲突然挑起话题：“如果你和女孩子接吻，我会鄙视你的。”

　　几年过去，楠本和已经记不清母亲说这话的来由，但他对当时自己不知所措的状态，仍然记忆犹新。他没想到，心目中开明的母亲，能说出这般刺伤他的话，他哭了，低声嘟囔：“我觉得我不是女孩儿”。

　　楠本和（Kusumoto Kazu）原名楠本和惠（Kusumoto Kazue），中日混血。母亲来自日本北海道，父亲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俩人因赴俄留学相识，而后有了这段姻缘。楠本和还有一个弟弟，出柜前，弟弟总以生理性别来称呼他，“每次都叫我姐姐，我就不是很高兴。”出柜后，弟弟每向朋友介绍，都会干净利落地说，“这是我哥”。

　　完成平胸手术、服用雄性激素后，楠本和身体上的女性特征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低沉的嗓音、生长迅速的青色胡茬以及大腿上浓密的腿毛。今年8月下旬，他改了名，将“Kazue(和惠)”改为了“Kazu（和）”，因为在日语发音里，前者是社会普遍认同的女孩名。

　　但这一切改变，在四年前的那个冬日，是不可想象的。在他哽咽着说完那句表达自我身份的话后，母亲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原来我们家，没有女孩儿是吗？原来我一直养的，是两个儿子。”

　　楠本和的生活照，摄于日本千叶市。（受访者供图）

　　赤诚相待的坦白偶尔也是一记毫无防备的重击。但冷静过后，一些父母也不得不作出退让与包容，或许出于理解，或许仅仅是因为血缘之爱。

　　放下电话，小白的父母上网查询了诸多跨性别相关资料，并在那个周末，专程从新疆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前往上海，与小白当面详谈。他们最终做出选择，接受小白不留长发、穿男装、不找男朋友、不结婚，至于手术，他们仍未松口答应。

　　楠本和的母亲，也未为难他，她默许楠本和服用激素，陪他至专业医院完成平胸手术。情绪平静后，父母也在尝试用恰当的方式与孩子相处。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小白、楠本和一样幸运。“跨性别”三个字一旦被投掷到父母面前，一些家长会将不理解、不认同硬生生转化为暴力，企图以此矫正孩子，“修理”好了，方可天衣无缝地重新放入男或女的二元性别里。

　　“家庭是可以无所顾忌去施加暴力的一方。大多数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是我自家的事，我自己的孩子，我要打就打。”对于跨性别群体，最深的隐痛来自家庭的不接纳，广州跨性别中心负责人HC说。

　　自2017年4月以来，HC所在机构开始着手处理跨性别社群家暴事件。截至8月，已介入25起家暴案例。其中11起，是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其中8起，导致当事人尝试自杀；其中两起，父母要跟孩子一起赴死；还有一起，父母谋杀孩子未遂。

　　由于诸多因素，跨性别社群家暴案例难以全部被统计，寻求民间机构帮助的受害者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

　　“家暴形式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家人发现你吃激素，觉察到你是跨性别人士，之后，个体便会遭遇暴力。”HC解释。

　　她曾遇到一位求助的跨性别女生，初中生，未成年，主动向家人出柜后遭遇肢体暴力，后被赶出家门。如此折腾几次后，她被家人送进所谓的“劳改学校”。在里面，她被迫喝洁厕剂，被迫在太阳下曝晒，整整几个月，被施以各种虐待。

　　无法接受子女是“跨性别”而焦灼的父母们，正催生出一条试图“矫正”这种“非正常”性别认知的灰色产业链。

　　“电击、扭转治疗、劳改学校、精神病院，这都是从（跨性别）家庭暴力延伸出来的暴力。”回忆起自己经手的案例，HC仍有些激动，声音微微发颤。

　　一位未成年跨性别者，被父母强制带至精神病院，尽管医生已明确告知，跨性别不是病，不需要治疗，也不可能治疗。父母依旧固执己见，动用当地势力，强迫医生，将孩子收医治疗。“医生澄清也没用，即使是科学，也没用，父母宁愿相信迷信的办法。”HC说，甚至有父母，试图通过伪装意外的方式，谋杀出柜的孩子。所幸，未能得逞。

　　排斥像气体渗透在方方面面

　　性别教育的缺失，也放大了校园对性少数群体的不友好。基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校园歧视和校园暴力广泛存在。娘娘腔、变态、人妖……这些极具攻击性的词汇，笼罩着超小米从学校到职场的一切。

　　“跑得还没一个女生快，你配当一个男生吗？”由于在跑步、扔铅球等力量型运动上的经常性垫底，某次，当着全班同学面，体育老师的数落毫不留情地向超小米砸来，“你以后别来上体育课了，拉低班级达标率，你转学吧。”

　　那一刻，年幼的超小米难过得要死，“全班都在那儿看着你，你拖了后腿，你恨不得，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力量上的欠缺，让超小米暗自下定决心，在功课上发力。但即使TA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也躲不开同学的嘲讽，“学得再好又怎样，你不过是一个娘娘腔”，“你当啥科代表，男不男女不女的”。

　　“只能忍，只有忍，那个时候挺自卑的。”面对攻击，超小米别无他法。

　　学校严苛的性别规范以及肢体、言语的校园欺凌，导致部分跨性别者情绪无法疏导，积久致郁，最终难以完成学业。

　　辍学的副作用很快显现，没有学历，缺乏经验，再加上外界的有色眼镜，让TA们只能从事创造力较低的工作，一部分跨性别女性无路可走，只能以性工作为业。

　　公开资料显示，在亚洲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已有数据显示，下列国家中有一定比例的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印尼81%（2011），马来西亚84%（2009），柬埔寨36%（2009），印度90%（2009—2010）。由于缺乏中国的数据，暂无法了解在中国有多少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

　　而这份职业最直观的影响，便是背后居高不下的艾滋病感染率。从全球范围来看，跨性别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一般成年人的 49 倍。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率为 27.3%，是女性性工作者的九倍、男性性工作者的三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是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亚太地区艾滋病委员会估计，到 2020 年，亚洲地区的艾滋病新发感染将主要集中在跨性别人士和男男性行为者中。

　　尽管如此，针对跨性别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艾滋病干预和服务仍极为缺乏。

　　对跨性别人士而言，免于歧视、免于恐惧是奢侈的。纵使在学业上有建树，校园之外，职场的狙击，也会令他们心灰意冷。

　　小白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研究生考至上海外国语大学。但就业时，屡因外形着装被拒。“他们都需要office lady 的形象，要女性化，穿正装，化妆，穿高跟鞋。”类似的要求，几乎贯穿于大公司的招聘启事。

　　这对自我认同为男性，留着短发，只穿男装的小白来说，难于登天。“我肯定不会去，我也不会做这种妥协。”

　　二元性别框架下的职场，要求男性西装短发、女性裙装高跟鞋，稍有逾越，工作机会转瞬即逝。

　　为此，小白会刻意找一些规模虽小，但不会对服装有所要求的单位。他目前在一家小公司从事幕后的翻译工作，“公司氛围很随便，穿个T恤短裤就可以来上班。没有人管，我会很舒服。”

　　对跨性别人士的排斥远不止于校园、职场，它像无色无味的气体，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人不人妖不妖的，你也敢在大路上走。”忘了那是哪一天，身着连衣裙、高跟鞋的超小米独自在北京胡同溜达，经过一位摇着蒲扇的老太太，恶语不期而至。“别晴天一个霹雳，把你给劈死。给你劈死，你也是活该。”

　　被视作洪水猛兽、妖怪，这已不是第一次。

　　某年九月的一天，同样在马路上，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人，骑着电动车，载着孩子，从超小米身边经过。忽然，男人踩下刹车，在几米开外的拐弯处停下，转过身去对着孩子，扯着嗓子地教训，“你看见没，后头走的那个人妖。你以后要是敢跟这种东西一样，看我不打折你的腿。”

　　坐在后座的孩子，被父亲的一番话吓得直哆嗦，他甚至不敢抬头，多看超小米一眼。

　　难堪、愤怒、无辜，复杂的情绪迅速涌上超小米的脸颊，TA听到自尊被踩碎发出的刺耳声。

　　在一次次受辱面前，超小米清晰感受到，“言语像刀子，割了我一下。”

　　如果能屏蔽掉不友好的社会偏见，超小米在北京的生活安闲舒适、无拘无束。大学毕业后，TA当过白领做贸易，学过化妆奔走于中央台、北京台，还曾混迹于公关公司、互联网公司，做编辑，采写一体。

　　如今，告别了主流职场，TA独立经营一家古装小店。一些艺术家、小提琴家、舞蹈爱好者等常常光顾。这里，成了他们发掘时装另一面的小部落，也成了超小米展示自我审美的小舞台。TA期待，能以小店为圆心，向外发散能量，终有一天，带领更多的LGBT人群，从暗处走到阳光下。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或女人

　　内心对寻求性别认同的渴望，以及外界不断施加的压力，让部分跨性别者期待通过手术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或女人”。

　　小学时，小白曾在报纸上读过一则通过手术“男变女”的报道，性别重置从此走进了人生规划。“仿佛看到了光，觉得未来有了希望。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长大我也要做。”

　　性别重置手术，是指通过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使手术对象的生理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即切除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新性别的体表器官和与之相匹配的第二性征的医疗技术。

　　在内地，如果想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实现变性，必须完成该手术。跨性别女性（男跨女）的手术包括上中下三部分，“上面是去喉结，中间是隆胸，下面是摘除男性外生殖器官，同时，做一个女性外生殖器官的再造，包括阴道再造，外阴成型。”上海第四一一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赵烨德介绍，完成一例男跨女的手术，基本只需四小时。

　　相较之下，跨性别男性（女跨男）的手术需分为三个阶段，步骤更复杂。赵烨德介绍，第一步，需去掉所有女性的特征，“这里包括上下两部分，上面是切除乳腺组织，胸廓外形男性化；下面是对女性的内外生殖器官进行改进。”接下来，还需分别完成尿道再造、阴茎再造的手术。

　　手术结束，手术对象需卧床休养七至十天，每轮手术的间隔期必须在一个月以上。从业以来，赵烨德经手接收的跨性别人群数量在三四千名左右，完成全套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大概一千两百多例。

　　昂贵的手术费用、手术本身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使部分即使有严重性别焦虑的跨性别者望而却步。手术之外，他们选择服用激素的折中方式，来满足个人的性别认同。

　　服用激素，虽不能使生殖器官发生改变，但第二性征会发生微妙变化。比如，服用激素后的跨性别女性（指派性别为男，心理性别为女），面部轮廓会更加女性化，皮肤会更加细腻，胸部也会发育；服用激素后的跨性别男性（指派性别为女，心理性别为男），他可能会长出喉结、胡须、肌肉，或者在短时间内停经。“通过接触一些服用激素的孩子，你会感受到，第一，激素可以减轻患者心理上的焦虑；第二，可以让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生理特征，从而心情愉悦。”赵烨德说。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尚无一套激素服用的指导规范，有需求的跨性别者只能根据口耳相传或网络流传的指导意见盲吃，缺乏安全保障。

　　“在国外，比如泰国、美国，会有医生的专业指导，测试你的激素水平，告诉你如何合适地服用剂量，能够使服用者维持在一个健康水平。但国内没有，大家都盲吃，这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甚至癌症。”HC说。

　　小白已于去年开始服用激素，身体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但他仍不满足，依然向往手术。横亘在他面前最要命的难关，是父母的一纸同意书。

　　根据卫计委颁布的《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手术对象需在手术前，提供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医生开具的易性病诊断证明、手术对象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以及直系亲属的同意书。

　　即使开明如小白的父母，能接受他的出柜与性别表达，但谈及手术，仍然是摇头。他们深信口水能淹死人，担心孩子变性后承受不了周遭的异样眼光与流言蜚语。当然，手术的安全性，也让他们存疑。

　　小白能理解父母，但没办法顺从父母。“我知道我是绝不会以一个女生的身份去活一辈子的，这个我做不到。”他希望能先完成第一期平胸手术，去掉身体上让自己不适的第二性征。

　　当初考研，他特意选择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因为这里距上海411医院仅8公里的距离。毕业后入职公司，离医院也仅两站远。所有的选择，都以医院为圆心展开，对于手术的迫切不言而喻。

　　“我最反感的，就是这个人为设置的门槛，”一向温和的小白，突然提高了嗓音，“我认为，一个人过了一定年龄，经济独立，便可自行做手术。为什么要直系亲属同意呢？”

　　事实上，小白最强烈的诉求是改身份证，这样方可在酒店、机场、职场等各类场合，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男生的身份。做手术，只是他为达到改证目的，不得不妥协的手段。

　　HC说，一部分跨性别者无奈做手术，只为得到社会的认同，顺利修改证件上的性别。当然，确实也有一部分手术对象，是为了得到自我认同的身体构造。

　　“在一些国家，只要心理医生开具证明，你确实是跨性别人士，那你便可以直接修改身份证，与是否完成手术无关。”HC认为，这才是针对跨性别人士合理友好的制度设计。

　　据媒体报道，2013年5月，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第三性”性别承认法律的国家。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在申请所有个人文件时，个人可以选择第三类性别，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过变性手术或激素疗法。

　　此后不久，德国业已开始发放“第三性”出生证明，即允许父母在孩子性别栏留为空白，以待孩子日后自己决定性别。

　　这些举措都令小白们欢欣鼓舞。但回到现实，他又再次归于沮丧。

　　即使如愿完成手术，小白也不会立马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凭借医院开具的变性证明，虽可更改户口本、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上的性别，但学历证书无法修改性别。也就是说，需要承担教育经历清零的风险，这会造成TA们在求职上的诸多不便。

　　“只能说，等我挣到较多的钱，或者是选择去创业、做自由职业者，再来实践改证的问题。”

　　各种矛盾在小白的生活中交织混合，长久以来，他一直饱受抑郁症的困扰。规则面前，即使愤怒也无济于事。“走一步看一步吧”，他希望今年春节能劝服父母，拿到手术同意书，但结果如何，目前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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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WEEKLY（公众号ID:phoenixweekly）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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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编辑 | 小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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